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
蔡宗齐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4
【内容简介】
“诗言志，歌永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刻在每朝每代的历史记忆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本书汇聚2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如袁行霈、蔡宗齐、宇文所安、艾朗诺、李惠仪、陈引驰、周裕锴、蒋寅、钱志熙等，致力于打通诗歌与文化、历史间的隔膜，引导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体悟诗人写作的心路、理解诗歌形式的嬗变；呈现从先秦到清末民初，中国诗歌如何在与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
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可供配套阅读，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作者简介】
蔡宗齐，美国汉学界著名学者。中山大学英文系本科及英美文学硕士，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士，曾师从戴镏龄、高友工。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中国文学与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棱镜：理论和现代中国文学》（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及香港岭南大学《岭南学报》主编。
【目录】
前言：中国诗歌的文化创造力/ 蔡宗齐
先秦两汉
第1章 《诗》与《左传》中的外交传统/ 李惠仪
第2章 诗与作者：《楚辞》/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第3章 文本中的“帝国”：司马相如《子虚/ 上林赋》/ 郑毓瑜
第4章 诗与意识形态：《诗经》的经典化/ 蔡宗齐
第5章 《孔雀东南飞》：一个汉代爱情与婚姻悲剧/ 罗然（Olga Lomová）
魏晋南北朝
第6章 乱世英雄：三曹/ 连心达
第7章 竹林七贤/ 钱南秀
第8章 隐逸诗—陶潜/ 柏士隐（Alan Berkowitz）
第9章 陶渊明：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袁行霈
第10章 挣扎的佛心—沈约/ 吴妙慧（Meow Hui Goh）
唐代
第11章 游侠与唐代边塞诗/ 林宗正
第12章 唐代科举考试/ 罗曼玲
第13章 内外之间的唐朝女性/ 钟梅嘉（Maija Bell Samei）
第14章 诗与佛教思想—王维与寒山/ 陈引驰
第15章 月下独酌：李白与饮酒诗/方葆珍（Paula Varsano）
第16章 杜甫—作为史家的诗人/陈威（Jack W. Chen）
第17章 诗与文人的友谊：白居易和元稹/ 王敖
第18章 李贺—为诗而痴/ 罗秉恕（Robert Ashmore）
宋元
第19章 宋代朋党之争与诗歌创作/沈松勤
第20章 以战喻诗：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 周裕锴
第21章 黄庭坚与禅宗/ 钱志熙
第22章 诗词之辨：—李清照、苏轼、欧阳修的诗词创作/ 艾朗诺（Ronald Egan）
第23章 游戏与娱乐—回文词概说/张宏生
第24章 诗艺与启蒙：宋元以降的对偶教育及读物/ 张健
明清
第25章 王阳明的良知说与性灵诗学/ 左东岭
第26章 袁枚与女性诗歌批评/ 蒋寅
第27章 晚清民初士人的诗歌生活：以《石遗室诗话》为例/ 胡晓明
【选摘】
前言：中国诗歌的文化创造力（节选）
文 | 蔡宗齐
几千年来，诗歌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一直以来，人们常常会把诗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想象成单向的，探究社会和文化如何决定诗歌的创作，或是诗歌如何反映或表达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人们却很少考虑诗歌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诗歌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再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境况，同时也反过来作用于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通过诗歌和世界的互动，中国的诗人及其读者得以一起深度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和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这一点在其他的文化里是不常见的。在本书各章中，读者可以观察到中国诗歌产生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同时也能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诗歌如何形成一种文化，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并使之多姿多彩。读者若能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深切地感受诗歌与世界的复杂互动，领略中国诗歌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力，将是我们笔耕最美好的收获。
诗歌与国家政治
在早期中国诗歌就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这种情况在其他文化中并不常见。这一点体现在人们选择《诗经》中的诗句并进行朗诵的“赋诗”传统上。《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首诗，创作时间可以追溯至周代早期。“赋诗”指的是周朝各国的官员用《诗经》中的诗句，在外交场合传达自己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立场。具体来说，赋诗人通过把一首或数首诗想象为实际政治情境的类比，试图来影响当下政治的发展。这一传统需要所有参与者都通过朗诵表演《诗经》来进行交流，因此所有政治斡旋发展都围绕着《诗经》进行，政治对立的双方利用“赋诗”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在第1 章中，李惠仪教授列举了孔子之前和孔子之时的著名“赋诗”之例。“赋诗”的发起者和回应者都希望能巧妙并有想象力地运用《诗经》，从而对现实中的政治状况作类比。典型的做法是，赋诗者运用诗人或者诗篇主人公的情感和思绪，表达政治往来中自己国家的态度和立场，这样《诗经》原文中的人际交往就和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往来形成了类比。据可信的历史文本显示，这些赋诗者身为外交使臣，发挥时有成败，因而“赋诗”之举对该国影响重大，或好或坏。
因为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赋诗的结果，当时的朝廷官员不仅必须熟记《诗经》收录的三百多首诗，还必须有对它们加以利用的想象力。因此，对于如何学习《诗经》和运用《诗经》，孔子这样说道：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在第3 章中，郑毓瑜教授讨论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赋诗”传统。此处，司马相如朗诵的主要听众是汉武帝。司马相如朗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赋诗”的目的一致，即用诗歌来进行讽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司马相如也想通过对蔬菜水果、花草山河、宫囿园林的描述以及一些亦真亦幻的场景，来给汉武帝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为此宏大宇宙中的万物命名，司马相如意在歌颂汉武帝所建立的伟大汉帝国，并希望能把这个统治推广至“天下”。在朗诵过程中，司马相如也不忘自己讽谏的职责，比如对于奢侈的游猎，他的描绘带有批评色彩。当然，司马相如主要承袭了赋诗的传统，赞颂和讽喻都运用了《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联类”（联结同类）的手法，把文本、事物和汉帝国，以及所有文章中的虚拟人物、武帝和自己，都用类比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汉代之后，很少有人像司马相如那样通过诗歌直接影响国家的统治者。然而，诗歌从其他方面继续影响着国家。在本书的第4 章中，我探讨了《诗经》在汉代的教化功能。在这个时期，《诗经》逐渐成为儒家的经典，被人们阅读、教授，代表了统治者和臣子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公元前136 年，汉武帝把《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这五部被孔子及其追随者尊崇的文本设立为“五经”，为精通这些经典的学者设立了官职。这些官职被统称为“博士”，代表朝廷认可的最高的学术资格和荣誉。成为儒家经典之后，《诗经》主要有四个版本在汉代流传，其中只有《毛诗》被保存下来。《毛诗》的编纂者对诗歌原意并不特别关注，而更在意诗歌如何成为统治者和臣子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的行为指南。《毛诗》常会探究某首诗的起源，并把它追溯到周朝某时期某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如果某首诗与正面的历史人物相联系，会被认为表达了赞颂之情，但如果与负面人物相联系，则会被认为是讽喻之作。实际上，《毛诗序》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赋诗”传统对诗歌的创意性阐释。和早期的赋诗者们类似，《毛诗》很少关注作者原意，而是把诗歌拆解之后为自己所用。正如赋诗者们的断章取义，《毛诗》常把一首原本表达强烈情感的诗作，解读成缺乏情感色彩的道德说教之作。
不管效果好坏，这种浮泛潦草的解读方法使《诗经》和诗歌的阐释变成简单的道德说教。这种解读方式从汉代到唐代都占据主流地位，持续地巩固了用政治譬喻来解读《诗经》和诗歌的传统。
到了宋代，诗歌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沈松勤教授撰写的第19 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的不是上古无名创作的“诗三百”，而是当时文坛领袖的诗作，而国家的政治生态亦截然不同。与春秋战国的封建分封、汉唐的绝对皇权不同，宋代统治者实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因而文人士大夫跃升为参政主体，不少名满天下的诗文巨擘兼为朝廷要臣，如王安石便官至宰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诗人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质变，自然会导致诗歌“美”与“刺”两种基本政治功能的质变。深深卷入国家政治的诗人，往往不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的原则，很少热衷于主文谲谏、温柔敦厚的政治讽喻。他们拿起诗笔往往就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直截了当地陈述政见、鞭挞时弊。苏轼的《钱塘集》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同样，“诗可以群”则从追求“和而不流”的思想及情感共鸣杜甫怎样的诗歌创作理念，几乎演变为建立和巩固朋党的具体举动。以苏门四学士为例，诗人群体往往已经与朋党浑然一体了。诗歌“颂美”的方式也同样从含蓄转变为直接，但其功能变化却与“刺”针砭时弊的情况相反，显示出彻头彻尾的道德堕落。在徽宗、高宗两朝期间，为昏君佞臣歌功颂德的谄谀诗篇风靡天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诗歌“美刺”和国家政治如此结合，读诗方法的极端政治化也是必定无疑的。的确，“断章取义”往昔曾是读《诗经》人丰富的政治和艺术想象的呈现方式，而在朋党之争中，则沦为文字狱的实际操作方式。先有神宗朝旧党加罪苏轼、险些让他送命的“乌台诗案”，后有哲宗朝重掌政权的新党炮制的“车盖亭诗案”。诗歌与国家政治如此搅合在一起，按常理必定对诗歌创作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凡事都有其两面，卷入朋党之争的诗作虽然给诗人带来祸害，但谪居处穷的艰辛生活，却让宋代诗人开拓了人生视野，在“瘴疠之地”发现了足以“独乐”的自然风光，从穷愁生活的琐事中找到了别样的乐趣，久而久之杜甫怎样的诗歌创作理念，形成一种淡泊名利、超然旷达的姿态。
这种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在诗歌中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淡泊简雅之美，使得宋诗有别于浓郁的唐诗，自成一格。苏轼独创的和陶诗，以及他首先大量写作的回文词，无不源于他娱悦自我、陶冶性情、化个人精神生活为诗歌境界的实践，进而演变为对今后诗歌创作影响甚大的新诗体、新诗风。张宏生教授在第23 章中对咏物词的研究，就突出地讨论了苏轼对后代回文词发展的巨大影响。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