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一生的传奇，是从1904年春天由塘沽开往天津的那班列车开始的。
1883年，吕碧城生于徽州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聪慧过人。
据说，她5岁时，一次和父亲在花园漫步。
见到风拂杨柳，父亲随口吟了一句：
“春风吹杨柳”。
她张口便接了下句：
“秋雨打梧桐”。
到她7岁时，已经能作大幅山水，笔墨酣畅，大有乃父之风。
在词作上尤为才华突出，时人赞她：
“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
吕碧城9岁和同乡汪氏议婚。
12岁时父亲去世，吕碧城的母亲从京城回乡处理祖产。
由于吕家一门生四女，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霸占吕家财产，唆使匪徒将母亲劫持。
吕碧城在京城听到了消息，四处告援，给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
几番波折，事情终于获得圆满解决。
此事却也让与吕碧城有婚约的汪家起了戒心。
认为小小年纪的吕碧城，竟能呼风唤雨，于是提出了退婚要求。
婚约解除后，吕碧城便和母亲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招天津早期的教育家傅增湘担纲兴办天津女子学堂。
20岁的吕碧城深受这股风潮的影响，遂有了去天津城内探访女子学校的念头，当即被保守的舅父责骂并阻止。
年轻气盛的吕碧城，第二天就逃出了家门，只身“逃登火车”，奔赴天津。
不但没有旅费，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一个富家女子独自出门，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
而此次出走，正是吕碧城登上文坛的开始，也是她与各界名人交往的开始。
幸运的是，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前往天津的火车上，结识了天津法租界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
当她了解到吕碧城的情况后，便将她带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
由于吕碧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便四处转悠。
她无意中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住在《大公报》报社，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来津的种种情况，情真意切地寻求援助。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吕碧城时来运转，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
惜才爱才的英敛之亲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访，相见之下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
并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让她搬到报馆居住。
吕碧城因祸得福，到天津“新学”没有上成，却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并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才女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所发表的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就颇受前辈们的赞许。
1904年至1908年，吕碧城成为《大公报》的主笔，她的锦绣文章频频面世。
她的两个姐姐吕惠如、吕美荪和她一样，均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大公报》编辑出版了《吕氏姊妹诗词集》，并发表评论，称她们是“硕果辰星”式的人物。
吕碧城词作《满江红·晦暗神州》：
晦暗神州，
欣曙光、一线遥射。
问何人、女权高唱，
若安达克？
雪浪千寻悲业海，
风潮廿纪看东亚。
昕青闺、挥涕发狂言，
君休讶。
幽与闭，
长如夜。
羁与绊，
无休歇。
叩帝阍不见，
愤怀难泻。
遍地离魂招未得，
一腔热血无从洒。
叹蛙居、井底愿频违，
情空惹。
其时，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一时成为京津地区的一道奇特景观，人们对这个有思想的美女加才女刮目相看。
当时各界名流纷纷追捧吕碧城，如著名诗人樊增祥、易实甫，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
正如内廷秘史缪珊如有诗赞说：
“飞将词坛冠众英，
天生宿慧启文明。
绛帷独拥人争羡，
到处咸推吕碧城。”
用吕碧城自己的话说：
“由是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
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
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吕碧城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吕碧城同岁）。
吕碧城是这样与友人说起她的情感感悟的：
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
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
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
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
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
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了。
吕碧城到天津后，英敛之除在《大公报》上为之宣传，还介绍她与袁世凯的重要谋士梁士诒、直隶总督增湘等人结识。
正是英敛之的提携，为吕碧城打通了进入天津文化界、教育界的通道。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吕碧城一直对英敛之心存感激，两人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虽无师生之名，但世人皆知英敛之是吕碧城的大恩人，坊间也流传了不少二人之间的花边新闻。
坊间传言，英、吕认识之后，“英敛之对碧城极为倾倒，爱慕之心油然而生，因而引起英夫人不快”云云。
这类传言自非空穴来风，英敛之日记中确有若干说法让人产生怀疑，难免“误会”。
1904年5月8日，英敛之与吕碧城见面之后，即邀其搬到报馆去住。
这一天的英敛之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内人偕小洲夫人去聚与园，并邀沈绶清之夫人。晡，接得吕兰清女史一柬。予随至同生栈邀其去戏园。候有时同赴园，予遂回馆，少秋来。晚请吕女史移住馆中，与方夫人同居，予宿楼上......”
史学家梁元生先生也在英氏日记中发现了英敛之写给吕碧城的词：
“稽首慈云，
洗心法水，
乞发慈悲一声。
秋水伊人，
春风香草，
悱恻风情惯写，
但无限悃款意，
总托诗篇泻。”
确实情意绵绵，流露着一片深情。
但由于吕碧城心高气傲、性格怪诞吕碧城诗词，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变为不耐和反感了。
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虚骄刻薄，态极可鄙”。
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最终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积极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等主张发表了大量诗文。
作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认为，要想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必须“启发民智”，极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质。
因此，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实践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
于是，吕碧城发表了多篇言论，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她把兴办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
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严范荪、傅增湘等相识，以求支持。
《天演论》译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当时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并任该校总教习、总办（校长），与英敛之过从甚密，曾为其手书《大公报》报名。
他也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不仅收她为女弟子，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师生互致诗词唱和，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
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戊戌科进士、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筹办女学。
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女学筹办进展顺利。
1904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为监督（校长）。
两年后添设师范科，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
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
她一干就是七八年，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
她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国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学府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
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等，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授课。
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吕碧城为女性的整体觉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种子。
在吕碧城影响下，吕氏姐妹皆从事女子教育，并成就斐然。
大姐吕惠如担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二姐吕美荪担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妹妹吕坤秀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亦成为著名诗人和教育家。
“旌德一门四才女”一说成为当时广为传赞的美谈，为时人所称羡。
吕碧城北洋女子公学留影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任大总统，吕碧城进入新华宫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
后袁世凯欲称帝，筹安会的一批人积极充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吹鼓手。
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
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
四年后学成归国。
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
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
吕碧城终身未婚，后逐渐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
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若有所悟。
不过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根据她自己的记叙，是在1929年前后。
当时吕碧城旅居英国伦敦，友人孙夫人偶然在街头“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及聂云台君之佛学小册”，孙夫人对此不屑一顾:“当这时代，谁还要信这东西!”
但吕碧城立刻说：
“我要！”
“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师之教，每晨持诵弥尊圣号十声，即所谓十念法。此为学佛之始。”
吕碧城信佛后，守五戒，茹素，不再肉食，而且大力宣传动物保护。
1929年，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保护动物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大力提倡素食，“护生戒杀”。
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硝烟比中国更浓。
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后搬入东莲觉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吕碧城诗词，享年61岁。
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